1、2015来华留学，哪些信号值得关注？
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日益高涨，中国高校每年能吸引多少来华留学生？
377054。这个由教育部近日给出的数字，同比增长5.77%，占全球留学生份额的8%。而过去10年间，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不断增长，中国攀升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国。
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在“跟跑”欧美发达国家，庞大的来华留学数字折射出怎样的信号？来华留学的总体趋势、主要来源和流向是什么？中国高校又该作出怎样的应对？
中国教育在线和来华留学网日前联合发布的《2014年度来华留学调查报告》显示，来华留学人数已连续两年增速放缓，发达国家来华留学人数呈现增速下降、停滞或者负增长局面，发展中国家则占比增加，来华留学正面临新变化。
来华留学生的构成
报告显示，2005至2014年间，来华留学生人数增速一直保持在高速增长通道上，年平均增速为13.19%。与此同时，来华留学人数增速出现放缓趋势。其中，2013年和2014年增速分别为8.58%和5.77%，连续两年增速下降。
从生源上分析，亚洲是全球大洲中来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大洲，2014年共有225490位留学生进入中国学习，近10年累计来华学生数超过170万。与此同时，亚洲来华留学生增速近两年连续出现下滑，2014年增速仅为2.58%，为10年最低水平。但好消息是，东南亚国家异军突起，为来华留学市场注入了活力。
报告还显示，不同地区的学生对于留学服务的需求也各有不同。发达国家学生更偏重语言学习；欠发达国家学生则更倾向于来华攻读学位课程，如医学、工程等。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认为，来华留学的3个信号仍值得关注：“一是传统地区增长乏力，韩国徘徊、美国下降；二是新生力量崛起，泰国跃居第3，非洲、欧洲加速；三是经济显然是来华留学的主导因素。”
“很多人认为来华留学的重心是影响发达国家，甚至有学校招生只喜欢要欧美学生。但从数据来看，来华留学的重心应该回归亚洲。因为‘邻居’不能改变，我们更能产生影响的是周边国家，不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陈志文认为，来华留学迫切需要准确定位。
他给出这样一组数字：2014年，巴基斯坦来华留学生人数为13360人，比2005年增加7.1倍；哈萨克斯坦来华留学生人数为11764人，增加了15.1倍，在来华留学生源大国中跨度最大，“可以看出，‘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在来华留学市场中贡献巨大，高校迫切需要思考，如何用教育为这一国家战略服务，又该如何利用这一国家战略促进教育自身的发展。”
市场巨大，可中国高校仍在“拿胡萝卜钓鱼”
在众多国人“用脚投票”，将关注点放在出国留学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来华留学的意义？
“我国提出了‘到2020年，留学生规模要达到50万人’的新目标；北京颁布《留学北京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吸引15万留学生；上海提出了8万留学生的目标。”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洪成文认为，“来华留学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话题。”
此外，在采访中，还有多位专家指出，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时，专门提及“教育消费”，而来华留学的巨大空间正是能够撬动教育消费的有力杠杆。
但陈志文指出，尽管意义重大、市场巨大，可中国高校在来华留学上的诸多表现仍然不佳，甚至滞后。“很多高校想当然地用自身的喜好、方式吸引来华留学生，没有真正站在外国留学生的角度来做这件事，犯了兔子‘用胡萝卜钓鱼’的错误。”陈志文说，现实中存在很多这样极端的例子，“比如外国学生申请中国学校从来接不到拒信，不少学校在用中文网站招生，甚至很多入校表格要求留学生用中文填表，上面一个英文单词都没有。”
来华留学网申请平台上一个基于6000名留学生的样本数据显示，接近90%攻读学位课程的学生会选择英文授课的专业，可2014年开设英文授课课程的中国高校仅占总招生院校的15%。而在高校英文招生网站建设上，该网针对100所高校进行的调研显示，有93%的高校网站打开时间超过10秒；86%的网站，有错误出现；34所学校，学生无法找到英文招生网站。
“以汉语为主的教学语言是影响留学生规模提高的主要原因，而生活服务离来华学生的要求也有距离。”洪成文认为，教学和服务仍然是影响来华留学教育的两大短板。此外，来华留学奖学金的主体仍然很单调，政府唱独角戏，民间或企业资金很少参与到来华留学事业上。如果政策到位，民间资金参与进来，奖学金规模增加，来华留学教育还将遇到新的快速发展期。
“学生申请来华学习择校因素中，教学质量仍是主因。”陈志文则强调，尽管学校在来华招生和教学上进步明显，但大多数高校服务和产品仍不能满足学生需求，“国内排名前50的高校申请人数占总申请人数的近80%，普通高校招生不足。”
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产品是关键
面对教育全球化的浪潮，中国高校究竟该作出怎样的应对？
“随着高考报名人数的不断下降，中国高校生存遇到严峻挑战。而来华留学恰能成为一个重要的生源补充，一个国际学生带来的收益是国内学生的2~3倍。”陈志文认为，应在生源下降的大背景下再审视来华留学的意义，“吸引更多来华留学生，是高校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高校提高质量的必然选择。”
他强调，要撬动来华留学市场，国内高校应尽快建设以英文为教授语言的课程体系、针对发达国家学生设立混合学制的学位课程，并改变落后的信息化建设现状。
“我国现阶段，留学产品质量虽然逐步提高，但是离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产品这一目标还有距离。”洪成文指出，从高等教育制度灵活性来看，学分是否可以自由转换、高校能否接受转学学生、国内学分与国外学分能否打通使用等仍是很大的制约因素。
但他仍然倡导，中国大学应摆脱“跟跑”欧美的困境，培育“世界高等教育第三极”，“我国高校的努力方向至少有三点：一是提高教师对外汉语教学水平和以英语为主的外语教学的水平；二是加大本土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三是改善僵化的高校教学管理体制，优化高校行政服务，减少高校教师因为行政化而带来的过度的管理负担和有效时间的消耗。高校教师忙不到教育教学这个关键点子上，专业水平和语言水平不能迅速提高，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就会受到制约，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向亚洲的转移速度将慢下来，需要的时间也将更长。”
2、博鳌亚洲论坛：大学教育，创造鼓励创新的环境
镜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在最后一天推出这个重磅话题。对于创造来说，没人能质疑大学生在这个题目中的重要分量。如何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目前高校教育面临哪些机遇和障碍？突破口在哪？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期间，与会的教育界嘉宾代表们在“大学校长对话：教育的未来”分论坛上，进行了深入探讨。
青年是创新的力量，但是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青年人口比例降低，意味着创新能力可能会降低。最先发言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副总长内田胜一说，日本人口连续多年下降，老龄化问题严重。目前，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到2055年，这一比例将增加到40%。面对人口缩减和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内田胜一认为日本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全球视野的人才。
美国威廉姆斯学院校长亚当•福尔克认为，大学教育不应只是学习一些技术性的知识，而是必须去开发学生的潜在才能，加强人文教育，包括写作、口头表达和跨学科合作能力等。
对此，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表示认同。他说：“21世纪我们需要有愿景、多元化、负责任、有创意的人才。大学不仅是要让学生学习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上海交通大学校党委书记姜斯宪也表示，面对新世纪要培养的应该是有国际视野的人，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应该是有学习能力的人。并不见得是他的知识特别的丰富，而是他善于学习，有创新精神。
但是，大学怎么才能教出有创新能力的年轻人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吉恩•布洛克认为：“创新是教不出来的，需要创造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大学应该拿出一定的灵活性，允许教职员工在大学环境下自己创业。”他还举了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例子，70年前，斯坦福大学在校园创办工业园区，将校园的土地租给当时的高科技公司使用，奠定了硅谷的雏形。学校鼓励教授和学生不仅要在斯坦福进行学术研究，更要将学术成果直接转化为商业产品，以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样教师如果有自己创意的点子，就可以在斯坦福大学旁边的硅谷创业了。”吉恩•布洛克说。
曾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和海南省副省长的姜斯宪说，政府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上是竭尽全力的，但现在需要在处理政府和学校的关系上做出进一步的改革，即中国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这个改革里的一个要点就是要把政府、大学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好。总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制度激励建立起一个现代大学的制度，让大学能获得更多的自主发展。”
姜斯宪认为，这正是中国正在推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一部分。“现在我们鼓励教师把他的科研成果产业化，他可以从中取得收益，甚至可以允许他在一段时间里离开学校创业，如果不成功还可以回来，我们也在积极鼓励研究生创业。”
姜斯宪同时坦言，中国在这方面的实践还处在起步阶段。“以前学生习惯于把课程学好，更多的是比分数。我们的教师被要求把论文写好，更多地建立自己的学术影响力。怎么样为经济社会的进步作贡献，这方面关注得不够。”
如何推动高校健康发展？海闻说，目前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去除行政化。比如要设置什么专业、应该招多少学生、他们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等等。另外学校的行政应该服务于研究和教学，而不是去管理师生。
3、美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路径
美国有一个促进大学科研成果商业化的组织机构——概念证明中心，为大学科研项目提供种子资金、商业顾问、创业教育等个性化的支持。
美国商务部在其发表的《创建创新与创业型大学》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大学技术转化领域上升最快的当属概念证明中心，因为它们“提升校园创业的数量和多样性；改进校园内新公司和创业的质量；加强了与地方投资人和创业家之间的联系，以留住大学中成立的新型公司”。美国总统奥巴马也称概念证明中心是美国基础设施中极具潜力的要素之一。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发布，指出建立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技术转移机制。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也在近期透露，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
那么，发达国家如何促进高校研究成果转化？今天，我们就从美国的概念证明中心（Proof of Concept Centers，简称PoCCs）谈起。
建立概念证明中心，跨越“死亡之谷”
美国的概念证明中心是一种在大学之内运行，并促进大学科研成果商业化的组织机构，通过提供种子资金、商业顾问、创业教育对成果转化活动进行个性化支持，例如开发和证明商业概念、确定合适的目标市场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等。
1998年，弗农•艾勒斯曾提出，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与企业进行的产品开发之间存在一条“死亡之谷”。因为大学与企业的本质不同，所以大学和企业在技术发展和推销阶段信息、动机的不对称以及科学、技术和商业企业之间存在的制度距离，构成了大学研究成果走向市场的障碍。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颁布的《拜杜法案》算起，美国已在这一领域作出了突破性进展，如成立大学科技转化办公室（TTO）、孵化器（截至到2006年已成立1250个商业孵化器，其中2/3建立在大学校内）和科学园等。这些努力与举措直接促成了美国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确实比较成功，但转化率仍然较低，近75%的发明专利从来没有得以商业化，例如，2008年斯坦福大学科技许可办公室收到400项专利申请，获批的200项专利中只有100项被商业性转化。再者，大学的科技转化办公室近年来出现受人诟病的诸种弊端，譬如，资金实力和该办公室员工市场远见跟不上科研创新的步伐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成立概念证明中心这一新的组织模式，试图以此提高大学科研成果商业化能力，跨越“死亡之谷”。
2011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把创建概念证明中心作为投资“i6绿色挑战计划”的主要渠道，促进清洁能源创新和经济繁荣发展。美国商务部经济发展局（EDA）也声称，概念证明中心旨在加速绿色科技的发展以增强国家竞争力，力挽美国经济复苏。同年9月，经济发展局投资1200万美元给6个大学下属的概念证明中心以应对挑战竞争，并在2012年再次给7个新成立的概念证明中心各拨款100万美元。经济发展局于2014年扩大了“i6绿色挑战计划”的投资，其中包括给已有的概念证明中心各投资50万美元，促进商业化中心关注后期研究。
跨越研发活动与产品开发之间的空白
美国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机构不少，那么这个由美国联邦政府与私人部门、非营利机构、基金会以及大学共同支持和创建的概念证明中心，与其他刺激国家创新创业的举措或努力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概念证明中心主要帮助解决大学研发成果与可市场化产品之间的空白，是跨越研发活动与产品开发之间“死亡之谷”的一种新的组织模式。
2001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建立了冯•李比希创业中心；2002年，麻省理工学院德什潘德技术中心成立。捐资者认为这两所大学真正缺少的是为已经做好创业准备的教员建立支持机制，并加速机构之间的文化传播。通过这个公共平台，不同机构之间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同行正在进行的研究、知识产权发展和各类项目。
2008年，考夫曼基金会成员大卫•奥德里茨和克里斯汀•古布朗森首次介绍了概念证明中心的重要功能：“投资促进大学研究的溢出和商业化”。经过考察研究，他们发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冯•李比希创业中心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德什潘德技术中心提供的创业课、种子资金颇有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富有成功创业经验的企业家为学生指导开放技术和传授建立大学衍生公司的经验。
因此，概念证明中心主要在美国大学的科技转化办公室之下进行工作，通过加速已申请专利的科技成果进入市场，从而对科技转化办公室的工作起到补充作用。它与传统的“孵化器”不同。第一，在“孵化器”进行的研发活动通常与大学隔离开来，而概念证明中心则允许受资助的教师和学生在大学实验室研发；第二，“孵化器”通常给已有一个产品的新创企业提供种子基金或分享工作环境，而概念证明中心则会评估来自研究产品的商业价值。
截至2012年，美国大学中已建立起32个概念证明中心，所附属或合作的大学都是科研实力较强，排名名列前茅的研究型大学，例如科罗拉多大学的概念证明项目、麻省理工学院德什潘德技术创新中心、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冯•李比希创业中心、阿拉巴马大学创新和创业指导中心和马里兰大学概念证明联盟等。它们的名称虽然没有全部冠以“概念证明中心”的称谓，但均有类似的特征和共同的目标：增加校园创业的数量和多样性；改进大学衍生企业和企业家的质量；增强与当地投资者和创业家的接触，以留住大学衍生企业在本州区域发展。目前，还有6个概念证明中心在筹建过程中。
美国基础设施中的“潜力股”
概念证明中心的目标是成为“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应用的中转站”，并有效促进大学衍生企业的发展。当然，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实施的服务类型各不相同，有的概念证明中心提供种子资金、咨询服务、教育计划和科技加速计划（如加州圣地亚哥分校的冯•李比希创业中心），而有的中心只是搭建起大学和外部企业沟通的渠道（如南加州大学的斯蒂文斯创新研究所）。
美国高校的32个概念证明中心平均科研经费大概有5000多万美元，启动资金来源也比较多样化，有的来自联邦资金，有的则依托大学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收入，如科罗拉多大学系统科技转移办公室概念证明项目的资金支持来自该校知识产权的商业化。该大学已经为研究和商业发展创立自己的概念证明资金。迄今为止，科罗拉多大学系统科技转移办公室概念证明项目已经支持超过110个研究项目，总资金超过1300万美元。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概念证明中心在促进大学科技成果转移到商业化领域已经取得显著成效。2011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概念证明中心是国家基础设施中极具潜力的要素之一。美国商务部在其2013年发表的《创建创新与创业型大学》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在大学技术转化领域上升最快的当属概念证明中心，因为它们“提升校园创业的数量和多样性；改进校园内新公司和创业的质量；加强了与地方投资人和创业家之间的联系，以留住大学中成立的新型公司”。（赵中建 卓泽林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4、全球化背景下外语教育需要的战略思考
（作者彭龙，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当前，外语教育中的一些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正在不断凸显，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外语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外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应作出如下战略思考：
外语教育应进一步突出语言战略意识，提高国家对外语言能力
当前世界，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双重变奏，外语的弱势可能会导致民族的弱势。正因为此，很多发达国家都从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明确外语的地位和价值。美国在正式制定国家外语政策初始，就把外语能力视为捍卫国家安全、提升公共外交能力的必要手段，近年来，更是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语言项目。特别是2006年启动的“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从外语能力、外语人口、外语语种、外语教育、外语资源利用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外语规划，美国政府列出了阿拉伯语、汉语、俄语等“关键语言”，并在高校设立了15个语言资源中心，围绕重要议题开展智库研究，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和储备战略急需的外语人才。
与美国相比，我国的外语政策尚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缺乏清晰的安全目标定位。在外语规划方面，国家的整体规划与个体规划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没有对全社会的外语学习形成理念引导，以至于社会个体在外语学习方面多关注自身的实际需要而不能自觉地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英语多年来的广泛普及虽然大幅度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英语水平，但由于缺乏以国家利益为目标导向的个性化、针对性的外语教学与培训，并没有直接推动我国对外语言实力的整体提升。而且，面对国家安全概念的延展，我国在非通用语种建设方面步伐较慢，不仅语种数量不多，而且覆盖面也不够广泛，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在国防、外交、贸易、司法、文化等领域的需要。所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国在对外语言能力建设方面迫切需要突出语言战略意识，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类资源，协调多个领域，以建构符合我国战略利益需要的外语政策，在外语政策管理、外语教育规划、外语语种建设、外语能力标准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外语教育应进一步扩大人文内涵，提高对外理解和研究能力
外语不仅是交际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外语教育在本质上首先是人文素质教育，其次才是语言技能的习得。但从以往的实践来看，我们对外语工具性和技能性的强调，导致了我国在外语学科发展和外语人才培养方面的诸多问题。著名德语专家祝彦先生曾指出：“过去，大学文学院外文系的学生学习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精通一门或多门外文，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和思想家。但后来外文系改名外语系，一字之易，却突出的是偏狭的外语工具观”。许国璋先生生前也曾对外语类学生的知识结构表示担忧：“语音好，语调也好，打招呼的那几句开场白很像个样子，可是谈完天气之后，再也没有话了，不能连贯地谈论正经的事，既没有知识，也没有看法。”
可见，秉持“文以载道”“由词通道”的教育理念，实现语言交际功能向文化功能的转变，才是语言教育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具体到今天的外语教育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增强对外国文化的理解能力，进而更深入地了解世界，融入世界。
另外，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而越来越多地涉及区域性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这就意味着，新型的外语人才必须是能够致力于对象国及区域问题研究，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高端人才。而单纯的外语教学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所以说，今天的外语教育迫切需要扩大人文内涵，注重文化导入，特别是要根据国别、区域以及国际关系来重新规划外语学科的设置，这既是外语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所在，也是人文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
外语教育应进一步融入中国文化元素，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马克思曾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事实上，外语，特别是产生于英美文化圈的英语，其背后镶嵌的正是一整套的西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英语逐渐突破地域性和民族性而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正在通过外语学习向他国进行强势而隐蔽的意识形态渗透。于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中出现的文化冲突也成为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深刻挑战。有数据显示，美国以英语为载体传播的信息占世界信息传播总量的65%。世界电影市场中，好莱坞控制了大约70%。在互联网上，英语信息占了约90%，法语占5%，其他世界上众多的不同语系只占很小的份额，汉语信息所占比例不到1%。这种文化和信息的不对称传播，对我国的民族文化形成了不小的冲击。
全球一体化绝非全球一致化，更不是美国化或西方化。在对外开放的大势下，我们既不能走闭关锁国、排斥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老路，又要坚决抵制“言必称希腊”、片面追捧西方一切价值观的做法。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在积极探索在外语教育中融入民族精神的有效做法，以维护本国的文化安全。因此，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外语教育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对世界外语教育事业的创新和发展，也是维护民族文化利益，提高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
5、英国优秀校长有哪些标准
英国是探索校长专业标准较早的国家，同时也是较为与时俱进的国家。今年初，英国教育部公布了《国家优秀校长标准》，这是英国在1998年以来公布的第三版校长标准。与之前的版本相比，此版《国家优秀校长标准》（2015）有何改进?与我国的校长专业标准相比又有何不同?
新标准立足于教育价值观
新标准应立足于教育价值观和道德目的，有利于自我改进型学校体制的校长专业发展。
由于普遍认识到校长对于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都在探索校长的专业标准，以促进中小学校长的专业发展。其中，英国是探索校长专业标准较早的国家，于1998年颁布第一版校长专业标准《国家校长标准》，并于2004年对其进行了修订与完善，颁布了第二版《国家校长标准》。十余年来，英国的《国家校长标准》对校长专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第二版《国家校长标准》（2004）公布之后的十年里，英国的教育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英国教育部希望更新当前的校长标准，确保新的校长标准是现代化的，更加适用，能够反映学校之间的差异性，能够囊括当前自我改进型学校体制对学校领导的要求。
英国教育部于2014年4月17日启动了《国家优秀校长标准》（以下简称“新标准”）的修订事宜。修订小组针对新标准的修订原则与指导思想达成了如下共识：
1. 新标准应立足于教育价值观和道德目的。
2. 新标准的首要信念应该是“校长的作用是支持和促进学校所有学生和教师的发展”。
3. 新标准应考虑到“学校领导不断变化的特质，例如更大的自由和自主权、更多不同的压力和责任”。
4. 新标准应充分认识到校际间合作的重要性，以及校长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5. 新标准应有利于自我改进型学校体制的校长专业发展。
6. 新标准的修订应给予一线校长一次真正制定属于他们自己的专业标准的机会。
7. 新标准的修订过程应该是公开和透明的。
在此基础上，为了使新标准的修订过程更加公开和透明，同时也为了能够制定出符合当前英国教育实际的校长标准，修订小组组织了关于新标准的意见征集。
新标准对校长角色的定位
校长是先进的专业人士与重要的榜样。校长的价值观和雄心通常会对一所学校的表现与成就产生重要影响。
从结构上看，新标准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新标准的总结，第二部分是新标准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是对新标准的配套指南，第四部分是关于新标准可以进一步参考的材料。
新标准欲达到的目的
新标准将其欲达到的目的或起到的作用表述为：激发社会大众对英国中小学校长的信心；驱动校长的抱负，促使其专业发展;赋权给教学工作。具体如下：
新标准的设计意图是展现当前英国学校中的校长领导，激发社会公众对中小学校长的信心，确保学校的高学业标准，并赋权给教学工作。新标准应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校长，不论他们的个人背景或工作经验如何。但使用者可以根据学校和个人的实际情况对新标准进行解读。新标准应被设计成可以发人深思、需要在学校进行热烈讨论并具有发展性和启发性的特点。所有的校长都需要在自己整个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前进，以达到新标准的优秀要求，而不是之前旧标准中的基准线要求。新标准应帮助校长发展和增强他们的能力，以支持学校自主体制的发展。
新标准对校长角色的认识
新标准认为，校长在社会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他们所服务的社区中，校长是先进的专业人士与重要的榜样。此外，在学校中，校长的价值观和雄心通常会对一所学校的表现与成就产生重要影响。其次，校长对当前和下一代孩子的教育也负有重要责任。他们的领导力对学校的教学质量和课堂上孩子的成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校长应该承担的职责：（1）在专业发展与实践行为上应以身作则，引导教师的专业发展，具体而言，校长可以减少教师不必要的工作量，给教师高质量的可持续专业发展留出空间。（2）校长还应为学生规范化的行为养成提供一定的氛围。（3）校长应为所在学校制定出优秀的学业标准与期望，同时也应意识到学生间的差异性以及当前英国文化的差异性。总而言之，校长以及那些对学校管理负责的人，都是学校的守护人。
6、体验韩国读硕
（作者系韩国延世大学博士生 刘洋）每当韩剧来袭，这个曾因泡菜而闻名于世的时尚国家，都会勾起国内准留学生的无限遐想。那么，在韩国读硕士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韩国的大学分为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两类，国立大学以首尔大学为首，学费相对较便宜，而私立大学以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为首，学费就不是一般的“给力”了，特别是延世大学享有韩国最贵大学之“美誉”。
80%的授课内容为英文
3年前，考虑到留学费用，我选择在韩国全北国立大学开始了自己的“韩漂”生活，并进入韩国比较强势的显示器研究方向。
整个两年硕士期间，我的任务是完成24学分的课程，并通过毕业考试。同时，我要在实验室进行一些教授布置的实验任务，并最终完成学位论文。那24学分的课程，80%的授课内容都是英文的，而且课程的官方语言也被规定成英文，这也就意味着上课期间需要用英文交流，作业也只能用英文完成。尽管有一些课程，教授选择韩语授课，但是其讲义也一定是英文的。
发表型授课易被问倒
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是在一起上课的，教授上课的形式也基本定型为讲授型和发表型两种。讲授型的授课和国内差不多，教授在上面滔滔不绝，学生在下面奋笔疾书，偶尔角落里也会飘来某些同学的酣睡声。
要特别介绍的是，在发表型授课上，教授只给学生一个比较大且宽泛的题目，然后规定发表的顺序，学生们自己准备发表的内容，并准时发表演讲。对感兴趣的发表内容，教授和同学们会提问。当然，很多时候做发表演讲的同学都是面红耳赤、头冒白烟地结束发表演讲的，毕竟教授的学识不是一般的渊博，而发表演讲的同学被问住也不是一次两次。
以实验室为家的日子
至于研究，教授会随时跟进我的实验进展，每个礼拜组织一次实验室会议，并偶尔地闲聊一下。毕竟是教授申请到的国家项目或者和公司合作的项目，都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结题，压力也不小。教授规定，我们实验室的学生的工作时间是平日9点至22点，周六9点至16点，显然科研任务有点重，但教授会支付一些酬劳。虽然酬劳没有上班族那么多，但满足基本生活没有问题，也能让大家做科研不分心。
平时没课，同学们都在实验室学习，做实验或者积累专业知识。实验室前后辈们在一起可谓其乐融融，偶尔教授会带着大家喝个下午茶，打个棒球或者踢场足球。体谅到我们的辛苦，教授每个礼拜都会带我们出去享受韩国美食——生鱼片、烤肉、烤猪大肠或者参鸡汤……基本上把附近的美食吃遍。
教授会推荐毕业学生就职
和国内高等教育相比，韩国更宽泛的教育平台值得肯定。虽然只需要完成24学分的课程，但与专业相关的课程可以找到60学分甚至更多，因此我有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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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授在韩国虽然比不上律师、检察官和医生，但也算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一群人。据我观察，教授和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虽然教授也会批评学生，但只要不涉及学习和科研，教授都愿意和学生打成一片。在我们实验室，外出就餐或者游玩时，教授会张罗着和我们打牌，学生们张罗着怎么灌醉教授。每当毕业季到来，教授都会带着要毕业的学生去各种公司参加会议，给学生介绍一些人脉并推荐学生到合适的公司去就职。 |
1、中法共育“一带一路”多语种人才 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据欧洲时报巴黎报道，4月10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率团应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之邀访问该校，并与该校校长马努埃勒•弗朗克(Manuelle Franck)签署一份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共同培养亚非地区非通用语和亚非地区研究人才。协议签署后，两校在亚非研究领域的学生联合培养、科研合作、学者互访及教学支持等深入合作机制将随即启动。双方希望通过这项跨国教育合作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教育参赞马燕生，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柯里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孙晓萌、法语系系主任车琳等两校代表共同出席了协议签署仪式。
中国驻法国使馆教育参赞马燕生表示，两校的全面合作旨在共同培养亚非地区非通用语及亚非地区研究人才，为中国“一带一路”发展大战略提供智力支持。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所能提供的亚非国家语言课程，以及其注重语言技能与地区研究能力的双重培养模式能够满足中国战略人才培养及储备的需求。此外，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在人才培养机制上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为加深两校的深入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优质的平台。通过合作将为中国培养大批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掌握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多语种复合型人才，希望两校合作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表示，此次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合作，将助力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所需要的亚非地区研究专门人才的培养要求，打造熟悉亚非国家语言、掌握亚非国家当地多元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通过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合作，北京外国语大学将为学生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了解世界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平台，进一步提升中国外语能力，夯实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亚非地区研究人才的培养基础，使研究及从业人员不仅掌握当地语言，也能运用政治、历史、经济等社会科学的工具深入了解亚非国家，更好地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大战略。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弗兰克对两校经过半年来的相互交流后，签署全面合作协议表示十分高兴。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中法两国开设语种最多的高等院校，此次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合作可谓强强联手。合作不仅涉及亚洲、非洲语言，且涵盖亚非地区的多元文化，大大丰富了两校之间的战略合作。
协议签署后，两校在亚非研究领域的学生联合培养、科研合作、学者互访及教学支持等深入合作机制随即启动，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将负责具体推进、落实两校达成的合作框架协议。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成立于1795年，是享誉世界的语言培养及研究高校，目前开设亚非语言100余种，是世界上开设非通用语语种最多的学校之一。法国三分之一的外交官、大使都出自该学院，其悠久的语言培养历史、鲜明的学生培养风格、极高的国际声誉，在法国及国际社会发挥着广泛的影响力。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中国培养复语型、复合型、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的重要基地。据悉，未来三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将在已有的64个外语专业基础上，新建30余种非通用语语种，实现与中国建交国家官方语言的全覆盖。新建的非通用语专业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亚非国家。此前，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已达成双边人才培养协议。
2、上外获准设立长三角地区首家“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
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中日韩三国智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学校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经多方调研和协调，上海外国语大学通过上海市外办向外交部申请设立“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并于近日获得正式批复。
“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系外交部在中日韩三国合作框架下搭建的三国交流合作平台，依托全国各高校学科优势开展区域和国别研究。自2013年以来，外交部先后在外交学院、南开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和吉林省设立了4家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
上外是长三角地区第一家获准设立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的单位。该中心的成立必将有力地推动我校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成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高地以及高端人才的培育基地，为中央和地方推进中日韩三国合作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3、“做国家前行航程中的瞭望者”——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谈高校智库建设
高校智库怎样发挥作用？新型高校智库如何建设？复旦大学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了智库建设的尝试，在多年实践中对高校智库建设的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复旦发展研究院，《光明日报》记者看到，这个成立于1993年的研究院始终坚持瞄准国家与上海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展开战略和对策研究。2011年，重组后的研究院创新体制机制，立足以国家需求推动学科整合，以学科整合贡献国家发展。研究院先后吸纳和培育了十余个跨学科研究机构，并通过重点建设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秘书处、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办好上海论坛等国际性大型会议，探索建立开放、流动的运行体制，汇聚校内外研究力量，着力加强对经济金融、网络安全、资源环境、金砖国家合作、国家治理等全局性重大问题研究。目前，研究院下辖中心的金砖国家研究、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网络安全研究、金融指数研究、人口问题研究、社会生活资料研究、灾害经济学研究等，在国内都处于领先水平。在北美洲、拉美洲和欧洲设有中国研究中心，并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定期举办“大洋洲中国”论坛。
“智库建设一定要打开门。”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林尚立认为，复旦大学近年来智库建设的探索能够初具成效，首要一点是转变观念。他还强调，“建设新型高校智库，不仅要在校内打开门，还要向校外打开门；不仅要打开一层门，还要打开多层门；不仅学科间打开门，还要向教授打开门、向学生打开门；不仅向政府打开门，还要向社会打开门，向国际打开门。”
林尚立告诉记者，复旦大学智库建设有两种路径：一是基于传统路径，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研究现实问题、积累相关数据、服务国家战略，由此凝聚形成专业性智库；二是基于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大平台的多学科聚合，由此形成综合性智库。“我们希望将两类智库有机统一起来，既发挥专业所长，建构强大的数据支撑和外部网络，又强调战略性，国际性。”
记者：中央提出，要大力加强智库建设，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高校智库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类，和其他类别智库相比，具有怎样的“共性中的个性”，应该且可能在哪些方面发挥突出作用？
林尚立：高校智库的定位，须放在整个国家智库体系的大格局中分析。一个国家要发展壮大，要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优势，其战略能力至关重要。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战略能力的综合体现。从现实层面看，智库存在层次与功能的分级分类——有的智库侧重于提出具体的战术性建议，有的则更侧重于提出战略性预测与建议。战术层面解决的大多是国家治理当中“急、难、愁”的技术性问题，战略层面未必像前者那样具体，却更加具有长远眼光与全局意义。这两类智库都是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一时看来政府可能有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制定好的战术首先要有战略能力作为支撑，否则，战术再好，可以赢一城一池，却未必赢得了整个战争。所以，战略层面跟战术层面要相互结合。一般来说，有战略能力的智库越多，它对整个智库的引领性就越强，战术型智库的质量也会越高。
高校智库，应该更侧重于提供针对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方案；高校智库人才，应该是能够把握事物根本、判定事物虚实、敏锐判断社会变化趋势的战略科学家，在他的决策建议背后，首先要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论能力和专业能力。换言之，高校智库应该做国家前行航程中的瞭望者，登高望远，指引航向。
记者：做出这样的定位区分，是基于什么原因？您怎么看待智库建设与大学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
林尚立：这样的定位，是从高校智库建设的优势与劣势出发而得出的结论。
大学建设智库，最突出的优势就在于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充分的人才支撑、有力的学科依托、丰厚的学术底蕴，能够更好地把握相关领域的学术前沿动向。值得注意的是，优势如果利用不好，也可能转化为劣势，尤其是长期的学科建设带来的学术导向、重理论而轻实践的传统观念。同时，与党政部门智库、社科院等相比，高校智库的确存在与社会实际对接性不强、对政策体系与决策过程不够熟悉等不足之处。加之大学受到体制约束，在队伍上很难形成非常大的智库兵团，在资金上很难像社会智库那样有充足的投入。
基于以上现实，大学智库更应该注重发挥既有优势，在此基础上着力补足短板，使智库团队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广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问题能力。只要具备了这些基础条件，再借助逐渐成熟起来的与现实对接的机制，高校就可以释放出战略研究、服务现实的巨大潜力。
智库建设与大学固有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职能不存在本质冲突，反而可以相互促进。从一定意义上看，智库建设能够作为高校内部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为高校提供转型发展的有利契机。首先，智库建设的问题导向、现实观照，能够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整合，既有利于各个学科的成长，也有利于人才培养。其次，高校建设智库有利于知识体系转换，使写在教材上的人文社科知识转化为对社会的推进力量，推动学科知识体系创新。社会科学要真正发展必须跟着国家和社会走。最后，通过智库建设，大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国际化优势，在全球舞台上与其他文明进行对话，合作解决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支撑点和对外展示窗口。
记者：您也谈到了智库国际化的问题。高校在国际化方面有着突出优势，而复旦智库已经与海外高校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三个中国研究中心。高校智库国际化有什么重要意义？
林尚立：首先，高校智库国际化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认识中国。今天，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密，中国的发展更加需要对国际环境、各国情势的正确研判。高校智库如果不能充分了解世界，为国家发展出的主意是基于对世界的错觉，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同时，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对中国充满兴趣，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有助于破除偏见、合作共赢。所以，我们希望发挥智库优势，在民间外交的互动过程中既提高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也增进国外学者对中国的认知。其次，从智库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很多方面应向国外智库学习，例如智库的组织方式、运行方式、成果转化方式，等等。实际上，世界一流智库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在长期摸索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作为后来者，要想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走向国际，向国外成熟智库学习。再次，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国际化进程不可或缺。人文社会科学是支撑智库的主要力量，如果其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不能在国际平台上展开，那么中国的决策支撑能力就很难快速成长，很难培养出国际水准的思想家、战略家、政策实践家和社会行动家。应当看到，中国社会科学在良性发展三十多年后，已经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国际化进程有助于使其形成完善的体系，完成自我主体的建构。最后，从中国学术“走出去”的角度看，要在国际舞台上牢牢把握话语权，就要首先形成对话、展开探讨，还应该努力在国外平台上主动设置议题、邀集国际学者讨论中国问题。在这些方面，智库大有可为。
记者：以上我们谈的是认识方面的问题。要切实办好大学智库，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需要观念、体制、组织方式等方面的深刻革新。如何推动这一进程？
林尚立：首要的一点是转变观念，引导高校的学科建设和国家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学者们把理论研究跟战略思考、政策设计结合起来。只有观念转变了，才能推动不同学科根据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整合。其次，一定要“打开门”，不仅在校内打开门，也要在校外打开门；不仅打开一层门，还要打开多层门。在校内，要在各个学科之间打开门，要向教授打开门，还要向具备一定能力的学生打开门。高层次的学生是相当重要的力量，既能够支撑智库的基本运行，也能为智库的未来培养人才；在校外，不仅要向政府打开门，也要向社会打开门，要从政府获取研究需求和相关数据，并充分利用社会研究机构等优势力量做好研究。再次，要建立良好的体制机制。这种建立不一定要把旧的体制完全打破，也可以在过去的科研和人才培养体制中嵌入一个新的结构。例如，复旦大学成立了发展研究院，为各个院系服务，实现资源共享，聚智、聚人、聚问题。最后，要培养和汇聚各类人才。一要有稳定的战略科学家，他们是研究的核心和领军者；二要有高度专业化的学术组织经营团队，即集学术能力、行政能力、服务能力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三要聚集方方面面的专家和国际学者。这种聚集应该是流动性的聚集，像万花筒一样聚合而不沉淀。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智库“大脑”的活跃和创新。
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极其缺乏专业化的学术服务团队。随着“智库时代”真正到来，这类人才会成为人才市场上很抢手的群体，只可惜现在我们没有重视这批人存在的价值。实际上，这是高度专业化的一类人才。真正的一流智库，必须拥有非常专业的学术服务团队，把思想以及思想所形成的制度设计转化成思想产品，把思想生产过程或战略生产过程管理好、服务好，把智库和社会、政府、不同学科间的关系经营好。有了他们之后，学者才能够专心于核心研究，提升学术生产的速率与效益。因此，对这类人才的培养与重视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记者：除了智库自身的努力，政府及社会各界还应为智库发展做些什么？
林尚立：首先，国家应该明确对智库的需求，及时公开需要智库提供服务的领域、需要智库提供建议的问题，并提供相应的数据资料协助；其次，社会各界要营造帮助智库发展的良好生态；最后，也是当前呼声很高的一点：建立健全智库成果评价激励机制。
高校智库在现行评价体制机制下遇到很大难题。按照传统观念，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不算成果，只有学术论文才可纳入评价体系。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应该包含两个维度的目标——终极目标是服务人类长远发展，现实目标是服务国家进步和百姓幸福。学者既应有科学的追求，又要有现实的使命。从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来看，拥有一批为国家出谋划策的专家队伍是极其重要的，政府需要社会的知识体系来支撑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服务社会的使命，继而改革现有“唯学术、唯论文”的评价机制。
我认为，评价智库水平，应当看它服务政府的能力：它是否有成熟的服务机制，能否敏锐地提出问题、建构战略，能否引导和回答社会问题；看它在社会和国际上的公信力、权威性如何。政府可以组织针对智库的评审，评选出对政府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建议，作为衡量智库能力贡献的重要依据。通过此类评审，也可积累丰富的战略智慧，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加厚重的智力储备。
4、张峰：上外积极打造国际化特色人才
4月9日下午，第十二届上海教育博览会“上海教育现代化新起点”高峰论坛在上海展览馆举行。在论坛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张峰就培养卓越国际化人才，建设一流特色外国语大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张峰表示，作为一所规模不大的高校，上外始终在思考及探索应如何发挥自身学科优势和办学特点，以国际化、现代化的办学理念，以更人文的心态和全球视野来培养卓越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上外以“格高志远、学贯中外”为校训，从卓越人才培养，到卓越科学研究，再到卓越人才就业，始终鼓励每一名大学成员都在各自的领域里追求卓越。
据张峰介绍，上外不仅注重管理水准，是全国高校中第一批批准《大学章程》的高校之一，也关注教学与科研实力，其高级翻译学院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在亚洲所有高校中就排名第一。为了更好地为学生提供国际化服务，在上外的校园内可以接收到150多个国际电视频道，所有教学课程中使用23种授课语种数量，学生不仅能够从22个语种的网站中获取信息，也可以与来自96个国家的数千名留学生和外教直接交流。
此外，上外还拥有全亚洲首屈一指的高级翻译学院获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的全球最高评级，是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中国唯一位列世界15强的专业会议口译办学机构，英汉语对口译全球排名第一；其涉外舆情研究、国别区域研究、中外文化研究、国际问题研究、语言战略研究也在国内高校排名中首屈一指。“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学生中有30%以上，会在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涯中拥有出境访问及留学、游学的机会，我们的毕业生更是有85%活跃在中国涉外行业，用人单位满意度高达97%。”张峰说，这种种特点和优势资源都不断丰富着上外的国际化元素，使得学校愈发独具风格。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上外就尝试让学生掌握‘两种外语+一门专业’的能力，开创了国内高等教育特色高端人才培养改革的先河，其目的就是希望学生通过两种文化背景、生活经历的积累，更好发展；如今上外更是开始积极打造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希望开设多个卓越人才培养实验班，创设‘国际化特色人才培养创新平台’，来推动卓越外语人才、多语种高端翻译人才、多语种国际新闻传播人才、无国界工商管理创新人才、应用经济学国际创新人才、涉外法律人才、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从而促进卓越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张峰强调，未来上外还将进一步整合优质资源，不断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全力打造全英语的课程体系，开设“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特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特区”“国别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特区”“在来华青年杰出人才培养特区”等四大人才培养特区，从而培养出宽口径、厚基础、精专业、强能力的复合型高端人才。
1、关于申请2015年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项目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于1928年成立，最早由美国人发起并资助，是哈佛大学与当时国内的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中国文化与历史的非赢利性研究机构，本部设于哈佛大学。
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旨在培养东亚和东南亚历史与文化专门研究人员。该社现有两项奖学金项目：访问学者项目和访问学生项目（详见附件1）。前者是为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杰出的学者（在校工作两年以上），提供在哈佛大学免费学习10个月的机会。后者是为我校在读的博士生（含我校青年教师中的在读博士生）提供在哈佛大学进行三个学期学位论文研究的机会。参加此项目的申请人需具备很好的英语语言能力。（具体要求和待遇详见附件2）。
项目操作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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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主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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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0日前 |
感兴趣的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填写申请表,并提交个人简历、研究计划或论文描述等（具体要求和表格见附件3）至所在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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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日前 |
各相关学院汇总申请人材料，进行初审，并将同意派出的教师和学生的申请材料交送至外事处306办公室吴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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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0日前 |
外事处通知申请人校内评审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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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1日前 |
学校组织校内评审，初步确定候选人名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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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8月 |
申请人根据评委意见，修改申请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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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0日前 |
申请提交纸质版最终申请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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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30日前 |
申请人完成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在线申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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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至11月 |
哈佛燕京学社组织相关教授对申请人进行面试评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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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底或2016年1月中上旬 |
哈佛燕京学社举行申请人面试评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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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 |
哈佛燕京学社遴选委员会对申请人材料进行终审，并决定入选名单。 |
此次申请的项目出国留学时间为2016-2017年度，申请人必须保证从2016年9月起能赴美开展访学项目。哈佛燕京学社主要资助的研究领域为：
1. 人类学
2. 考古学
3. 历史学（包括艺术史、经济史、法律史）
4. 语言学
5. 文学
6. 哲学
7. 政治学
8. 宗教学
9. 社会学
请相关单位安排专人负责，按照规定时间节点完成申报工作。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外事处。
联 系 人：吴和林老师
联系电话：1299
电子邮箱：wuhelin@mail.ccnu.edu.cn
外事处
2015年4月13日
（附件文件请前往http://www.ccnu.edu.cn/show.php?contentid=8639 下载）
2、关于遴选推荐2015年赴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和汉语教师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根据国家汉办《关于请推荐2015-2016年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商函》（汉办【2014】755号）和《关于委托推荐2015年外派教师的函》（汉办[2015]125号）精神和我校孔子学院发展规划的需求，现面向全校遴选推荐2015年赴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和汉语教师。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岗位需求
2015年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2015年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二、推荐人选要求
中方院长任职资格条件：
1.年龄35-55周岁，身心健康。
2.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副处级及以上行政职务。
3.具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优先。
汉语教师选拨条件：
1. 热爱汉语国际推广事业，具有较强的使命感、光荣感和责任感；爱岗敬业，组织纪律性强，有团队精神。
2.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对外汉语、汉语言文学、外语、教育、心理、历史、文化等人文学科专业教育背景，具有2年以上教龄；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经验，国外工作经历者优先。
3. 普通话达到二级甲等（含）以上水平。能熟练使用所在国语言或英语。
4. 年龄在60周岁（含）以下。
5. 具有较强的汉语教学、中华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且性格开朗，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三、推荐程序
1.申请人填写《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和汉语教师推荐表》；
2.学校审核材料并组织面试考核后按1:2比例向国家汉办推荐人选；
3. 汉语教师申请人将推荐表以及普通话二级甲等（含）以上水平证书、外语能力证书复印件等申请材料一起于4月17日前报送至外事处（国际园区1号楼304室）。中方院长申请人将推荐表格于4月30日前报送至外事处（国际园区1号楼304室）。
四、录取培训
国家汉办根据选拔考试结果和岗位要求确定录取人员，被录取人员须接受国家汉办组织的相关培训，培训合格后根据岗位实际需求情况派出（培训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五、派出待遇
教师待遇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生活待遇管理规定》（教财字〔2011〕194 号）和学校相关政策执行。教师国外生活待遇主要包括国外工资及年终奖金、交通补贴、租房费用、一次性安家费、配偶补贴、探亲机票、公费医疗等。
六、注意事项
汉语教师申请截止日期为4月17日。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6220
外事处
2015年4月14日
（附件文件请前往http://www.ccnu.edu.cn/show.php?contentid=8640下载）
星岛日报4月10日讯 对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而言，机遇分外重要，香港城市大学首次举办专题习作展览暨雇主午宴，邀请来自银行、广告等300名业界人士与学生共进午餐，藉此交流工作心得；同场设学生摊位，展示科研、艺术、商业构思作品，其中创意媒体系学生设计的头盔及车身花纹，凭夸张、花巧的图案设计突围而出，部分作品更获国际赛车队采用。
(1)珠海横琴成立有澳门大学参与的创新研究院
新华网4月10日讯 广东珠海市横琴新区管委会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日前联合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成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创新研究院”。按照协议，此次五方合作将本着友好合作、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深化合作内容、拓展合作领域，在政策决策咨询、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培训等方面开展多项深入合作，为横琴片区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应用性研究服务。
(2)港澳青年参加黄帝陵祭祖：清晰感受中华文明传承
中新网4月8日讯 4月3日至4月8日，王若然与其他90名港澳青年踏上了清明赴陕西寻根谒祖的旅程，他们观看了万人祭奠中华始祖轩辕黄帝的盛大场景，这令他们第一次觉得历经千百世传承下来的中华文明是那么具体。他们还参观了“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古今交融的大雁塔广场。此外，他们也探访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壶口瀑布感受“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还与陕西的政府官员、青年学子做了交流。
(1)白先勇与台湾学子座谈：抗战是全民族的战争
中新网4月10日讯 知名作家白先勇10日台北表示，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华民族规模最大的一次抵御外族侵略的战争，希望年轻一辈多阅读、多了解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以更好地面对未来挑战。
当天，“战争与记忆——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讲座”在台湾世新大学启动。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白先勇致辞时说，抗战是全民族的战争，有些事情不能忘记，应该把为国捐躯者的故事记录下来，让后人追思。
(2)台湾阅读推广人张大光：不教孩子 只说故事
张大光是台湾故事屋创始人、台湾亲子沟通专家。走上故事推广或故事屋创立之路，并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10多年前，全世界根本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场所，没有任何参考。”张大光坦言，一开始并不顺利。“现在故事屋好起来了。”张大光认为老师的训练也是故事屋的重点。“好的故事讲述者一定能吸引孩子，使故事的内容和价值最大化，成为孩子成长的养分，最终也使故事屋的运作进入一种良性循环。”在他看来，阅读的习惯才是父母应该送给孩子最大的礼物。说故事不仅是父母与孩子交流的最佳方式，更是父母陪伴孩子成长的美好记忆。
（本期责编：李萍 彭韬 编审：柯常青 王琍）
